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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的進展並非如他所說。杜特蒂保持了菲美聯盟的完好無缺，並且似乎與中國也達成了諒解，使得菲律賓漁民得以回到有爭議的水域，與此同時，他還通過威脅要在地緣政治上重新站隊，擾亂了美國對菲律賓日益嚴重的人權侵犯行為的反對。
杜特蒂不是在這兩個國家之間當牆頭草，而是設法讓它們鷸蚌相爭，以這種方式來提高自己的地位，並鞏固他在國內的形象：一個強有力的民族主義者，不受外國勢力所左右。他做到了這一點，同時用65年前與美國簽訂的一紙條約來保證自己國家的安全。
無論杜特蒂自己是否知道，他遵循的策略在整個冷戰期間有很多領導人採用過，即通過威脅要改變忠誠的對象來進行權力平衡。這個策略以往的使用效果說明了為什麼杜特蒂看似魯莽的行為卻帶來了這樣的成果，並且可能一窺他的目的何在。
歷史學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2005年的《冷戰：一段新的歷史》(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一書中，將其稱為「一種新的力量平衡」。書中記載了亞洲、非洲和歐洲的中等規模國家，通過暗示他們可能轉到另一方的陣營，贏得了蘇聯和美國的讓步。
雖然這些威脅通常只是說說而已，但超級大國非常害怕被對方佔了上風，很快就會滿足這些比自己小的國家的各種念頭。
「蘇聯和美國極力試圖拉攏這些國家站在自己一邊，結果給這些國家提供了離開的門路。」加迪斯寫道：「尾巴開始搖狗了。」
1961年，南斯拉的瑟普·布羅茲·提托，右，衣索比亞的海爾·塞拉西，中，和埃及的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在南斯拉夫共同舉杯。就像納賽爾擔任埃及總統時所做的一樣，提托贏得了美國和蘇聯的讓步。
ASSOCIATED PRESS
杜特蒂的行為讓人想起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約瑟普·布羅茲·鐵托(Josip Broz Tito)這樣的人，他在冷戰頭幾年就與莫斯科分道揚鑣，宣布自己「不結盟」。美國為了獎勵他，向其提供了經濟援助；而蘇聯一心避免他加入北約，因此讓他自主領導，並對他表示了尊重。
最後，鐵托從雙方都獲得了讓步，還提升了自己在國內的形象——並且仍然留在共產黨陣營中。他沒有成為冷戰的受害者，而是利用它來撈好處。
同樣，杜特蒂也和美國保護者保持恰到好處的距離，從希望贏得他的中國那裡獲取了90億美元的低息貸款，並允許菲律賓漁民回到南海一些有爭議水域。然後，杜特蒂回到了他仍然受到美國軍隊保護的國家。
「中國沒有拉攏杜特蒂。杜特蒂在拉攏中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政治學家傅泰林(M. Taylor Fravel)在Twitter上談到這筆交易時說。
傅泰林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對於杜特蒂要和華盛頓斷絕關係的威脅，他「懷疑」他是否會真的那樣做，確實杜特蒂已經回到了原路上。儘管如此，那些威脅幫助他緩解了與中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他認為不與中國來往對菲律賓不利，」傅泰林說。「所以他想結束那種狀態。」
冷戰中還有一些領導人把超級大國之間的對抗作為自己獲得獨立的手段，並在這個過程中獲取讓步。例如，埃及的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就從兩邊都獲得過援助，並且依靠他們抵禦了1956年英國、法國和以色列軍隊的入侵。
1958年的毛澤東（左）與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毛澤東在蘇聯和美國之間遊走，製造了一種中國被敵人包圍，只有他能搞定的感覺，從而鞏固了他的控制權。
XINHUA, VIA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中國曾是最擅長這種戰略的獲利者之一，現在也成為了這種戰略的目標。毛澤東雖然幾十年來都站在蘇聯一邊，但卻自豪於能把台灣海峽上兩個有爭議的島嶼當作「兩根指揮艾森豪威爾和赫魯雪夫跳舞的指揮棒，讓他們團團轉」。
這種平衡還有另一個好處：讓這些領導人能夠更加自由地違背庇護者的願望。
在杜特蒂威脅要脫離美國之前的幾週裡，華盛頓取消了一筆武器交易，並越來越頻繁地指責他支持導致2000人被殺的治安隊員和警察暴力。現在，美國的重心轉移到了維持與菲律賓的同盟上。安全分析人士懷疑，杜特蒂從未真地想破壞與美國的同盟關係。
傅泰林認為，杜特蒂真正想要的是中國的經濟援助和美國停止就他侵犯人權的行為施壓。兩者更多的是內政，而非外務。
加迪斯在2005年的著作中寫道，領導人常會在國內政治中利用冷戰時期的地緣政治，把「反抗外部權威作為提升自己在內部合法性的一種途徑」。
比如，如果毛澤東完全與更強大的蘇聯結盟，對北京有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的需求就會降低。通過傲慢地拒絕兩個超級大國，他培養出了一種觀念，即中國處於只有他才能平衡的敵人的包圍之中，這為他鞏固控制提供了理由。
杜特蒂不是毛澤東，但他支持法外殺戮似乎屬於一個更廣泛的加強控制戰略，包括把他自己塑造成無悔的民族主義者形象。
儘管美國在菲律賓民眾中頗受歡迎，但這些態度夾雜著一種因為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而導致自尊心受到傷害的感覺。通過讓美國感到難堪（又不會真地把他們趕走），杜特蒂可以縱容這種潛在的民族主義。而通過得到中國的讓步，他又能表現出一副對抗兩大強國的樣子。
雖然杜特蒂得罪國家軍隊領導層——他們與美國聯盟有著更深遠的關係——的做法是在冒險，成功了就能加強他對軍方的控制。
1966年，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訪問蘇聯列寧格勒，即現在的聖彼得堡。冷戰期間，戴高樂屢次破壞西方的統一陣線。
GAMMA-KEYSTONE, VIA GETTY IMAGES
美國對盟友胡來的現象並不陌生。就連60年代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統治下的法國，也屢屢在冷戰期間破壞西方的統一戰線。戴高樂退出北約(NATO)，在外交上承認毛澤東，並且反對英國加入新成立的歐洲機構。
通過一系列的行動，戴高樂在國力衰落（在阿爾及利亞的漫長戰爭處於失敗的邊緣）的時期培養出了法國的民族主義，鞏固了自己對一個因動盪和軍事政變的真實威脅而四分五裂的國家的控制。
儘管這些做法已隨著冷戰的結束而減少，但杜特蒂不會是自那以後唯一一個利用這些策略的人。
白俄羅斯總統亞歷山大·G·盧卡申科(Aleksandr G. Lukashenko)領導的威權主義政府長期和莫斯科捆綁在一起，但偶爾也會暗示願意像緬甸那樣向西方開放。作為回應，歐盟會向他做出一些讓步，俄羅斯會給他提供能源補貼，而到頭來，一切都不會改變。
原來大國除了忍受這些小小的羞辱外幾乎別無選擇。莫斯科或許看穿了盧卡申科的把戲，但它實在承受不了把盧卡申科輸給歐盟的可能性。
即便在戴高樂興高采烈地辱罵美國，破壞美國領導的西歐秩序時，華盛頓依然保證著法國的安全。
在1964年的一通電話中，對此感到惱火的參議員理查德·羅素(Richard Russell)對總統林登·B·詹森(Lyndon B.Johnson)說，「我們真的控制不了他們的外交政策。」
根據一份官方文字記錄，聽上去非常疲憊的詹森回答說，「是的。完全控制不了。」